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朝代 东汉。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习惯把刘邦创立的西汉和刘秀创立的东汉合并成一个朝代。但实际上 这其实是两个两百年左右的大一统王朝，正所谓看似一朝，实则两代。
与西汉开国时候的军功授爵体系不同，也就是跟随刘邦起义的丰沛军功集团。军功集团由于出身草莽，所以在汉初的权力结构较为垂直，如周勃，王陵，灌婴这样的人是皇权直接授予。所以汉初皇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但看到东汉 东汉的权力结构体系是以地方豪强贵族整合而成的国家，刘秀在脱离更始政权之后与河北地方豪强联姻，拿到了起步的资本。而刘秀就成了重新整合地方豪强资源的代理人，但权力远没有西汉那样垂直，因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权力不是由刘秀授予的，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两种权力结构带来的一个大的影响，就是皇权的下达。西汉初年的皇帝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但东汉则需要和他的起家的股东协商之后才能下达，更需要左右协调权衡的能力。但并不是说皇权没有权威，只是下达的步骤有所不同，因为要为他的来源负责。对于中央来说，地方隐瞒田地税收，加剧土地兼并，是动摇其自身通知的根基，所以开国的朝代第一件事就是彻查田亩。但由于东汉权力结构的影响，就造成了刘秀初年彻查田亩受到的重重阻力，西汉可以掌握完整的分封权，而东汉则需要向那些地主妥协，因为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
由于这种权力结构的因素，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皇帝为了更好的掌握权力，设置了内外朝，比如西汉开始的尚书令。而东汉则更需要内朝，通过隔绝外朝，而通过内朝发布诏令。将地方贵族与自己隔离，虽然皇帝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但皇帝可以保障对于朝廷中央的控制权。
因此，皇帝就不得不培植自己的亲信来制衡外朝，比如宦官的出现。因为宦官没有后代，并且受人歧视，是高度依赖于皇权的。不会背叛皇权，因为这样等同置自己于死地。另一方面就是外戚。也因此就变成了，宦官权力过大，皇帝依赖外戚，反之亦然。加速了权力交替激化了矛盾。而地方权力一直过大，后期甚至有部曲，也就是私兵的出现。这样来观察，就变成了中央矛盾激化，而地方权力过重。经历党锢之祸，十常侍乱政，最后董卓进京。实际上是中央因为矛盾激化，国家的大脑坏死，而地方枝干的权力过强。因此汉末实际上就变成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因此出身的高低更决定了最初角逐的实力。
在这里反驳一个观点，就是一些人拿刘备举例子，说刘备也是草莽出身，织席贩履之徒，最后能割据一方，盘踞巴蜀。但是他不如刘邦，刘邦当年被封为汉王，却能换定三秦，东出与项羽对峙。这里忽视了一个问题，秦末和东汉末年的权力结构问题，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情况不同的问题。由于秦末垂直的统治结构，地方权力远没有像东汉这样地方权力高度集中。因此就好比一盘散沙，更容易让这些出身并不高的人发掘到机会，陈胜吴广，刘邦，以及沛县集团。同样的还有隋末的窦建德王世充，元末的朱元璋陈友谅，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东汉也爆发了农民起义，也就是黄巾起义，但是地方权力过重，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并没有像刚才那些朝代兴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够轻易比较的。
由于这样的权力结构到了汉末三国也没有被解决，因为国家形势的统一只是表现，内部的地方权力过重才是事实，也就是所谓的世家大族。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即便皇权在世俗观念中的权威很高，最后的大一统王朝确常常出现篡位，比如司马氏代魏，隋代北周。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皇帝在这个结构里更像是一个代理人，权力并不垂直，当政局变换，地方与中央冲突，往往就会产生新的代理人出来，虽然是换了朝代，但对于整体的影响并不根本。
比如高平陵之变，世人对于司马氏的议论。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洛水之盟了。这个典故在于刘秀当年为了收复洛阳，他对自己的杀兄仇人朱鲔说，指洛水发誓，投降许以高官厚禄。最终朱鲔善终。同样到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同样许诺以曹爽不失为富家翁，但却被灭满门。因此大多数人将司马懿树立成了背信弃义的典范。但这样看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朱鲔作为更始政权的降将，并不对刘秀产生威胁，刘秀大可以宽厚仁慈之名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收复洛阳这样的最大的成果，兵不血刃。而司马懿与曹爽的关系，确是你死我活的政敌关系，曹爽作为宗族，本身就站在作为军功大臣的司马懿的对立面，并且由于在政变发生之后大多数人的态度来看，大多数人只是想找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皇权代理人，你是不是曹魏宗亲，关系并不太大。
这样的权力结构不断更迭，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王与马共天下，直到隋唐开展了科举考试代替察举，促进了阶层的流通性，才得到缓解，到了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皇帝不一开始就搞科举制呢？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直到隋唐，经过乱世，皇权终于逐渐扩大，更加掌握了资源分配的能力吧。在官本位社会中，彻底把选官权收归中央。这就是我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