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胜利或成功时候或许很难看出，因为会尽可能分析其已经占有的优势。而失败的部分往往被人忽略，就像我们往往愿意看到一些成功的站在台面上的人，而忽视掉了更大数量失败的人。我想失败的经验是更有价值的，更能看到其中的矛盾所在。
街亭之战是蜀汉第一次北伐的一场熟知的败仗，诸葛亮在这一次启用了马谡作为主将，王平作为副将，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马谡选择在孤山扎营，被张郃围困，最终兵败失掉街亭。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常常把街亭之战的惨败归结于马谡本人，违背军令，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谏，失败了。我们都知道不可纸上谈兵，学赵括的道理。我想马谡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应该知晓这个道理。可真落到了自己身上，人有时候会对于自己的判断而产生一种过度的自信，觉得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就能左右一切事物的走向，这恰恰是一种错觉。没人觉得自己会是赵括，马谡本人也觉得自己应该是韩信，像定军山之战中作出奇袭，大破魏军。可结果却大相径庭。
然而事情真的只是说，马谡本人刚愎自用，赵括只会纸上谈兵这么简单吗？我们常常被这样简单地教育，说不要纸上谈兵，不要刚愎自用。就好像仅仅是因为这样一条简单的原因就决定了一些人物的走向，韩信难道开始也不是纸上谈兵吗？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并产生结果，并不能一言以概之，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国志在这里给出了相对公平的评价，街亭之战的失败一方面在于马谡执行层面的失误，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战略领导层面的失误。而受演绎的影响，这方面被大家所忽略了，将罪责都归结了马谡，好像是这个人中看不中用。然而马谡果真是一无是处吗？那诸葛亮也不会用他，他在平定南中之战中展现了战略上的才能，本人也好论军计，诸葛亮很器重他，于是力排众议，将他委以重任。于是在任用上，领导者也要负责任。马谡本人擅长战略上的参谋，但在街亭这样的极其重要的节点上他却做了一次赌博，让并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担任主帅。而相较之下，刘邦当初即使火速提拔韩信，还定三秦之战后，才让韩信担任一些主导性的工作，一方面是考察韩信的能力，一方面是给并没有实战经验的韩信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韩信本人是由萧何极力举荐，他深知萧何是个做事十分谨慎的人，不会随意担保，有了一个外部评价的参照系统。而即便如此，刘邦还是留了一些缓冲的余地。刘备曾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任命了马谡，所以在这一方面，是他的失职。
然而这样似乎又将更大的责任交给了领导者，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实则不然。首先是领导者的差异，刘邦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放权型领导，他深知术业有专攻的道理，所以避免事必躬亲，而给了下属极大的自由度，自己做总的操盘手，从而激发个人能力的最大潜能，达到人尽其能，物尽其效的效果。诸葛亮更像是一个集权型领导，事必躬亲，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优势是能够快速高效的做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比如决定北伐的工作，压制本土的错综复杂的派系。缺点一则是极度依靠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而压力太大，内政，军事，派系平衡一把抓。正像司马懿所说的，食少而事烦，岂能久乎？大概意思就是，连打人要打几板子都要亲自处理，不累死才怪呢。二呢，是下属的能力受到的制约，诸葛亮把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他手下的将领得不到成长和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发现自己后继无人。实际上有潜力的人得不到成长的空间，而有能力的人，比如魏延，又常常受到排挤。于是他看到马谡此人的战略能力与眼光是远超其他将领的，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提拔出一个能以后接替他的接班人。所以未经短期试验成长，就快马加鞭地把马谡推了上去，而马谡呢，一方面是对于自己能力的过分自己，贪大邀功。另一方面是想打破刘备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也知道诸葛亮是承认并信任自己能力的，想要急切证明自己，最后失败了。
可站在马谡的角度作出判断，又该怎么办呢。领导给下属下达指令，我想有几种情况。一照做了，做成了，很好。没做成，有责任，但领导替你兜底一部分。没照做，做成了，也很好。没做成，坏了，责任全在你身上。而马谡为了证明自己能行，却选择了唯一一个风险最高，而收益并不大的路径。同时忽视了自己缺少实战经验的客观事实，应当谦虚吸取经验，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刘邦就很明白这个道理。马谡自己认为军事的理论和实际是一个东西，我懂理论了，我就一定行，实则不行。辩证唯物主义讲，理论和实践是并行的，有了理论的积累，必然也要有实践的空间，实践过后积累经验反哺修正理论，再实践，以此循环。马谡只做了短期主义的赌博，而在路径上牺牲了自己长期发展的空间，拉高了试错成本。
个人往往是时代环境影响而塑造下的产物，再从蜀汉的实际情况讲，是蜀汉政权，不想作出最优解吗。其实，蜀汉自身就有许多问题，第一综合实力相比于曹魏差距过分悬殊，第二内部荆州益州派系矛盾显著，也就是本土与外来的矛盾。第三就是政权的建立以及军事的压力消耗民力，比如直白钱的推行，稀释购买力压制经济活力。因此蜀汉集团内部的矛盾逐渐扩大，也不得不发动北伐战争而转移矛盾，将全国拧成一股绳。而为了平衡这些矛盾以及更好的指挥军事，君虚实相的集权型治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前面所讲的矛盾是相关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给下属试错和成长的机会，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所以诸葛亮对于失败极其敏感，加之白帝城托孤的道德压力，他的事必躬亲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大败后，几乎元气大伤，蜀汉走下坡路的最开始缘由，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讲。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也就是蜀汉在最初的战略上就出了问题，选择同时占有益州和荆州分兵两地，而由于地理隔绝而无法实施有效的支援，被迫分兵。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同时又身处荆州，承担者与孙吴以及曹魏政治上以及战线上的压力。而蜀汉相对弱小，主要矛盾在于强大的曹魏政权，应到联合孙吴政权共同抵抗曹魏，而却陷入荆州方面与东吴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同时派关羽这样的傲上而骄于士大夫的人统领荆州，并不懂统一战线大局的需要。也是失误的。然而蜀汉也有些不得不这么做的客观因素，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因素中吸取一些教训。
对于诸葛亮，李敖认为他个人人生的悲剧性，在于跟了一个非正统性的军阀，在大众的印象里，受演绎的影响，尊刘贬曹，同时将蜀汉标榜成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权，然而战略上的失误，以及用人上的失误，乃至一个为了兄弟义气意气用事而打了不该打的夷陵之战的老板，而蜀汉的政权也未必能代表汉的正统性，效忠的后主刘禅最后也投降了，所相信的理想的政治利由其实是荒谬的，这也就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性所在，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殉道了。
这就是我由街亭之战延伸到整个蜀汉问题的思考。